有些灾难看似远去，但并未终结，犹如病灶尚存，病魔潜伏，随时卷土重来。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日前，有媒体再度翻炒《浙江省18位乡村干部联名致全国农村干部群众的倡议》，意图撩拨起久远的大集体情愫，点燃重回大集体火焰。当然，也不排除奉旨行事，施放“孔明灯”以窥舆情。

无论何种情形，多年来，从江湖至庙堂，中国社会一直涌动着一股重回大集体的暗潮，而如今借“公”之风，再度扬波掀浪，自在情理之中。

然而，对大集体我有着刻骨铭心的痛，也就难以掩饰自己的憎恶！

一、大集体下的霸凌

我的母亲小时候（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湘南老家被蛇咬了一口，落下终生跛脚的残疾。家中为了照顾她，特别送她多读了几年书，在村中算个“女秀才”。大集体狂潮席卷中国时，她在村小学协助教学。

1960年，母亲嫁到了桂北农村，因村中小学早安排了大队干部的亲属教书，母亲只能参加日常大集体劳动。又因母亲身有残疾，日工分被定为6分。

在那个计工分的年代，不公的等级以公平的名义公行。村中男女年满15周岁后统一参加集体劳动。一个工日（即参加完早上6点出工到8点收工，上午9点出工到12点收工，下午2点出工到6点收工的全天劳动）男女工分被划成不同等级，其中男性依次分为5至12分的等级，女性分为4至10分的等级。这种工分划定，看似量力而定，其实比拼的是家庭势力。谁家族势力强，家中人多，拳头多（即男性劳力多），或有亲人吃国家粮的（即当干部，有权势的），参加劳动工分就定得高，相反，就定得低。而定分高低直接关系着一年分得粮食的多寡，也就关系着一家的温饱。

村中每年春节前会召开一次村民大会，专门讨论村民定分。那是村中最重大的会议，因为定分如何决定着下一年自己劳动所得。于是比嗓子，赛拳头，竟实力，甚至暴力冲突都是常有的事。这种场合，村中弱势者根本没有说话的份，那些拳头多靠山硬（有人吃国家粮）的家族垄断了话语权，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有谁胆敢对他们的动议提出质疑，当场回敬的不是怒骂就是拳头。村干部多是他家族的人，或听他家族话的人，否则当不了村干部，当上也别想干得长。在这种群众被他们唬住、干部听他们摆布的情况下，讨论村民定分的大会，就成为他们意愿合法化的过场。

当然，在那个年代的农村集体，不仅定工分如此，一切村中重大事务，包括一些资源分配、处置等等，都由强势家族通过村干部来决定，有的表面会召开村民讨论会，但实质与村民意见无关。

在这样的情况下，村民日常参加集体劳动，那些轻松活通常给了家族势力大工分高的，而那些重、脏、累的活却落到低工分者头上。又因大集体日常耕田锄地，并不总是要比拼体力，更多是比拼勤与懒。那些能拿高工分的，倚仗家族势力，在大集体劳动中惯于偷奸耍滑，所以一年下来在集体劳动中享尽轻闲，不给集体做什么贡献，而将体力省下用于了自家自留地上。那些拿着低工分者，通常家族势力弱，担心受人指责，或受强势家族人欺侮，同时他们也期待来年定分能定高点，于是在日常劳动中就特别卖力，事实上承担着集体的主要劳动。

我母亲因为跛脚，干重体力活确实难比正常成年妇女，所以被定的分是成年妇女中最低的。母亲深愧自身残疾，平日干活不仅出工在前，收工在后，而且整个做工中从不休息。那些强体力者却常常做工聊天，甚至停工聊天，以致她们一个工日下来，所干的活还常常不到我母亲的一半。就是碰到挑担这种重体力活，我母亲通常一担挑100来斤，别人虽一担能挑150来斤，但经常是我母亲挑了两担，她们却一担还慢悠悠在路上。所以，一年下来，真正为大集体所做的事，我母亲远胜过那些拿10分的妇女。尽管如此，我母亲还经常受到那些强势村妇的羞辱，无端遭受她们的嗘落，成为她们的出气筒。

我小时曾多次看到母亲，从集体劳动回家后，偷偷躲进房中，坐在床前，双手捶打着自己的残脚，将头深埋进双膝间，全身抽搐地呜咽。那种不愿让外人看到，甚至不愿让自己孩子们看到的压抑痛苦，令我刻骨铭心。

当然，在村中大集体受到母亲相似待遇的还有“四类分子”，家族势力弱又身体差点的人。而这些人恰恰是平日集体劳动中干活最多、最脏、最累的。可见，这种外在所谓公平下的大集体，掩藏着多么血淋淋的劳动霸凌。

在大集体中，与劳动霸凌结伴的还有资源霸占，机会垄断等等不公。一切有利可图的事，都得经过村中强势家族村干部的筛选、决断，村中一切人财物皆由他们掌控，全村人的命运皆操持在他们手中，甚至在文革还直接可决定村民的生死。就是孩子上学，他们都宁可让本家中那些读书不行的废物充数，也不让村中学习优秀的人升学。在这样的大集体下，村干部就是土皇帝，就是村中的活阎王。

二、谁在向往大集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推开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阻力最大的就是这些原来的村干部及其家族，后来政府强令推行，他们才不得不落实。

包产到户第二年，那些原来在大集体中工分最低的人家，生产收成是最好的，他们成为了首先解决温饱的人。而原来大集体中拿高工分过悠闲日子的强势家族，生产长年处于村中下等水平，生活出现比大集体时代的明显倒退，他们进而怪罪包产到户，认定这是复辟资本主义、

直到80年代后期，我有一年从北京回家过春节，碰到昔日的村干部，闲聊中谈到农村承包制时，那人竟破口大骂邓小平，极为向往毛时代大集体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日子。

这些当年大集体时期的村干部，信奉的是家族人多的拳头，讲究的是操纵村民命运的权谋，利用的是谎言洗脑下的愚昧，凭倚的是对村民生死掌握的恐惧。他们虽只是小小村干部，却浓缩着中国千年帝王统治之术。

三、大集体样榜村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全国保留大集体的村落据调查约有九千余个，多年来常被媒体报道，取得了所谓辉煌业绩的大集体村落有十几个，而河南的南街村、浙江的航民村与天津的大邱庄，在大集体村落中显然具有标杆性地位。

据媒体报道，河南南街村是个保持大集体号称“共产主义农村”的村。2007年统计有848户，3180口人，10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村里有26家村营企业，诸如拉面工厂等。1984年，村办企业的总产值只有70万元， 到2000年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用南街村书记王宏斌的说法：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但是村里不允许办个人的商店及私营企业，也不允许从事卡拉OK等营业。这是因为，上述的营业被认为不利于贯彻集体主义。

然而，在高速发展的耀眼数据后，却隐藏着诸多不可告人的东西。据南方新闻网《南街村真相》 （http://www.kaoyansky.com/archiver/index.php?tid-404647.html）的报道：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从近年来媒体不断报道的消息来看，与南街村类似，全国那些保持“大集体”的村庄，在经济发展中都先后暴露出干部腐败、资产流失、产权私化、经济低效、产业落后、发展乏力等等问题。许多号称明星村，事实上已经出现资难抵债情况，并且早已通过股份转移，不是大集体所有制了。

在这些经济问题之外，我还发现大集体村庄的村民普遍存在胆怯、畏惧、压抑的情况。

我曾因事先后于1995年与2000年到过南北两个大集体明星村，并住过一段时间。在与村民的交往中发现这两个南北相隔千里的村，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村民言谈除了家庭日常生活与所从事的工作外，很少谈及庄外社会与国家的事情，甚至对村中事务也很少谈起。有几个跟我熟识的村民，平日谈话，只要有第三人在场，就尽量不说话，实在要说，就一概不谈身外的事，只说些柴米油盐及娱乐生活的事。这给我感觉有些特别。于是我在南边那个明星村时专门单独约一村民喝茶聊天，引出些村中事务的话题，结果那村民立马警觉，条件反射性地环顾周围，在确信没有第三人，才低声跟我讲述村中裙带关系、门阀帮派、以强凌弱，权黑勾结，腐败滥权、眼线密布、互相监督、人人自危等等情况。其中流露出的压抑与愤恨，让我深感震惊。我发现，在这些光鲜亮丽大集体共同富裕的外表下，包裹承袭着当年文革大集体的污秽。村民在讲完后，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要外泄，否则他家族就无法在村中呆了，甚至全家还有生命危险。那种恐惧心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种情形在北边明星村也惊人一致。

可见，这些曾经耀眼的大集体明星，依然没有脱去昔日大集体魔性而蜕化成现代文明的天使。

四、警惕基层黑恶化与大集体回潮的合流

对于农村大集体回潮问题，早在1998年12月我陪前中宣部部长、中国村社促进会会长朱厚泽先生考察桂北两个所谓现代化农村时，就发现问题的端倪。

当时，一个村利用交通便利与经商传统，乘改革开放东风，自发发展成了附近几县的经济贸易集散地，并且在村中办起了多家加工厂。于是村民普遍较富有，当年就家家盖起了小洋楼，并且家家有小车。村干部都是村民轮流义务出来值班服务的。

而另一个村庄，由于是水库移民搬迁的，国家补助了大笔款，村委于是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总之一切都由村委统一来安排管理，是典型的大集体村委主导型农村。那里的村民虽然住着小楼，但经济后继乏力。村委强调，如果将移民款给村民，让村民自主经营发展，那很可能就全部浪费了。村委对大集体管理有强烈的意愿与信心，并对村民胆敢反对采取各种方法压制，甚至利用黑恶势力威吓控制村民。

参观结束后当晚，我陪朱老散步时，他说：现在一些有点资源的村庄，村委干部们有强烈重回大集体的愿望，这有人性的恶与制度的罪的根源。这些村干部通常背后有着强势家族甚至黑恶势力支撑。所以，中国农村发展需要警惕基层黑恶化与大集体回潮的合流。

朱老这番话当时我体会不到其深远的洞悉力。今天看到浙江18村干部倡议及媒体的重炒，猛然醒悟到其中真谛。回望中国过往大集体的累累不堪，再看今日大集体中的种种肮脏，我相信，无论以怎么高大尚的理由来回潮大集体，都经不起历史与现实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