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汪洋先生正视现实,皈依现代普世文明,将人民的幸福正位为自主追求,也即归还人民追求幸福的权利,同时将党与政府在人民幸福观上的“救世主”情结剪断,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诚如前面已经论及的,幸福要实现人民自主追求,就必须落实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完成“政府归位与还权于民”,只有公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公民才成其为独立主体,才能承担追求幸福的主体角色,也才能真正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实现物质层面的免于匮乏与精神层面的信仰自由,达成物质与精神统一的自由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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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说:“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个理论问题!中国今天那些看似较前沿的观点、思想,事实上没有超越100年前那些先贤们的思想、言说”。我向朱老陈述了自己对此的理解:其一、中国社会今日面对的问题仍然是一百年前的老问题,所以作为解说问题的理论受客体的限制,无法超越,也没什么可超越;其二、中国今日是需要回到常识上、普世价值上,那些刻意追求高远而自认解救人类的学说对这个民族危害已经很大了,所以不应该刻意在理论上寻求解决中国问题;其三、一百年来的常识不能得到实现,显然实践上出了问题,而实践的关键是致力实践的社会力量凝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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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非战时的战争生态,一个社会不可能正常持久地发展,甚至根本无法持续下去,而在这种生态中,事实上也不会有任何个体或团体可以超然于外而成为幸免者。那么留给这个国家国民的选择就是要么逃离战争生态而奔向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度,要么忍受战争生态成为被侵害、蹂躏、欺凌的对象。而要想既不逃离,又不忍受,那么奋起抗争,努力改变现实就成为大家的使命。这就是“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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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千万年的历史中,最为珍贵的既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也不是浩瀚大师们的经典著作,更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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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至上的强盗逻辑下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时代。这是人道丧尽,天良无存,暴力胜过真理,强权掳掠正义的时代。一切是非对错与善恶美丑完全背离人类固有的价值伦理,而变成谁手头的枪最强,谁就一切由他说了算,谁就成为真理、正义的化身。于是乎,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逻辑下,抢劫成为正义,掠夺成为发展,抢土地、抢房屋、抢银行等等都成为正当,因为在枪杆子出政权的同样逻辑下,枪杆子里面出财权也是成立的。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王权更替还讲究个"替天行道",掌握权力还心存畏天之情,面对灾难还有"天谴"与"罪己诏"的敬畏与自省,那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就完全是个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时代。在这种意识主导下,这个时代所上演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人间惨剧,已经让人类历史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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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如果处在不义之中,那些不义而获的财富或者权势拥有者,他们除了整日提防可能失去的财富与权势外,别的什么都难以进入他们的视野与心思。而一个社会如果为不义、不法所主宰,那么产生的不仅仅是外在社会的分化、不公与矛盾,而且会使这个民族心理上产生恐惧、提防与互不信任。而恐惧、提防与互不信赖是会如瘟疫一样漫延、毒化整个人类的。所以,一个不义与非法充斥的社会,是不会建立起信赖、盼望与和谐的。而要想扭转一个民族那种恐惧、猜忌与不信任,就必须从根本上建立社会公平、正义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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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的事实已经一再证明对上访问题采取“硬”的打压与“软”的赎买,都是掩盖矛盾、推延问题的抱薪救火与扬汤止沸之法,是无益于解决问题的。要想根本解决中国的上访问题,显然不是个简单信访的存废之争,而是必须结束人治、建立法治,使社会有独立于政府权力与民间权利之外的中立公信裁决机制,同时重建中国的道德价值体系,弥合日益割裂的社会两极对抗,扼阻江河日下的社会堕落与腐化,以值从人心上修复社会行止准则,消解上访的社会心理基础。唯有这种制度建设与价值重建的内外合力,才能最终根本解开中国的上访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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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发生着一种极其吊诡的现象,作为一国总理的讲话居然被媒体屡屡删节。权力集团中居然有公然出来反对温家宝宣讲的价值,将他视为普世价值派体制内的代表,而这种公开批判一国在职总理的文章居然可以长期高挂于国内公开网站,而认同温家宝先生的文章却无法在国内网站刊出。还有民间,一批支持呼应温家宝讲话的学者与维权人士,纷纷被禁止出国、禁止出门、禁止座谈,甚至遭致失踪、被投入监狱,而那些骂温家宝先生“作秀”的人却可以自由自在,出国无阻,讲学无禁,著书放行。) 从对待温家宝先生讲话而出现的如此怪异现象,让人不得不想到中国顽固保守权贵势力的强大,从而认清他们究竟在支持什么,在反对什么。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温家宝先生的孤独,也由此我们更应体会这种倡导的悲壮与高贵!正是如此,那“我用我心灵的竖琴拨动了善良的人们的心弦,我歌颂过自由,在我那个严酷的时代,我为倒下的人们呼吁要有所慰藉”的吟诵才如此震撼人心! 历史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想当年胡耀—、赵—-、习仲勋中共改革“三巨头”在台上,也曾面临类似官场排斥与民间不解、甚至非议,而过后我们却发现他们是何极珍贵!我们痛惜当年没有能及时对那些在夹缝中改革的努力做出支持与呼应,而错失了中华民族步入文明的历史机遇,竟致这么多年来民族无可挽回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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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之下教育只充当权贵渔利和统治的工具:极权为渔利而推行产业化,使教育成为掠夺民财的工具;极权为寻求暴力夺权的正当而推行反人性化,使教育成为暴力的维护体;极权为维系统治而推行奴化,使教育成为挟制灵魂的帮凶。这种对国民从经济上剥夺与从灵魂上挟制的教育既是极权政体的现实需要,也是极权政体的本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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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个社会除了要看这个社会的人们做了什么之外,还应该看这个社会的人们应该做什么却没有做。通过这一对比我们能够更好地看清社会的本质,挖掘出社会病态的深层根由。一般说来,导致人们应该做却没有去做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无知,二是恐惧。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人们主要是出于无知而犯错的话,那么在今天,无知的人虽然还不少,但大部分罪恶是由于人们知法犯法、知义而行不义造成的。因此,造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集体失语、集体无行的主要原因不在无知,而在恐惧。对一个社会恐惧心态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真切地认识该社会的普遍生存状态,从而有助于探讨解开社会困局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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